1961年腊月的北京，风像刀子一样往胡同里灌。离春节还有几天，中南海里却在悄悄准备一场颇有意味的家常饭局。来客既不是将军，也不是部长，而是一群已经摘下“皇亲国戚”帽子的普通公民，其中最惹眼的那位，正是昔日的大清宣统皇帝——爱新觉罗·溥仪。

这顿饭的主人，是周恩来。

如果只看这个画面，很容易让人忘记，溥仪曾是日本扶植的“康德皇帝”，是站在人民对立面多年的战犯。而正是对这样一个人，毛泽东和周恩来选择了另一种方式来“处理”：不是推向断头台，而是送进思想改造所；不是终身囚禁，而是在合适的时机予以特赦，再一点点把他推回到正常人生的轨道里。

这背后，不单是一段个人的命运起落，更折射出新中国对“末代皇帝”的复杂态度：既分清是非，又留足空间。周总理饭桌上的那句“来，让溥仪给讲个慈禧的故事”，看似随口一提，实际上是这个过程里极耐人寻味的一笔。

有意思的是，把时间线往前推几十年，这桌人当中的几位，在各自的人生阶段，完全想不到会有这么一天。

一边是皇宫里的童皇帝，一边是乡野书房里的穷学生，时代转得比人还快。

一、从龙椅到囚号：三条人生轨迹的交错

1908年冬，紫禁城的太和殿上乌压压跪了一地的文武百官，声嘶力竭地高呼“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龙椅上坐着的，是一个才三岁的孩子，眼睛里只有陌生和害怕，这就是刚刚被扶上皇位的溥仪。他的父亲载沣，被尊为摄政王，跪在台阶下，扶着儿子，生怕他吓得掉下龙椅。

谁也没有告诉这个孩子，外面的世界正在变脸。列强环伺，租界林立，清王朝气数已尽。

同一年，千里之外的湖南韶山，一个十五岁的少年在油灯下翻着一本薄薄的小册子，书名叫《论中国有被列强瓜分之危险》。这本书，让他第一次直观地感到了“国家将亡”的压力。这少年，就是毛泽东。

再往北看，东北的铁路线边，洋人的列车呼啸而过，关东军的势力已经在悄悄地伸进中国东北。一群人正在筹划新的阴谋，这段伏笔，会在二十多年后将溥仪推向“伪满洲国皇帝”的位置。

从时间上看，溥仪登基时，毛泽东才刚刚决定“不做地主少爷”，准备离开韶山去求学；周恩来还只是一个十四岁的少年，在辽宁沈阳读书，眼见日俄角力、列强争地，也开始接触反帝反封建的思潮。这三条人生轨迹起点相差并不多，却指向了完全不同的方向。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那一年，毛泽东十八岁，在长沙当过一段时间的革命军士兵，亲眼见到旧军队的混乱和新观念的萌芽。周恩来则在东北参加宣传活动，开始学习如何唤醒麻木的群众。

而在紫禁城里，年仅六岁的溥仪被告知：你不再是皇帝了。隆裕太后代表他签下退位诏书，清王朝在纸面上寿终正寝。对这个孩子来说，最大的变化，只是“称呼”从“万岁爷”变成了“宣统”。袁世凯为了“安抚清室”，照样给他保留尊号、赏银、侍从、仪仗。他仍然住在紫禁城里，照旧有人伺候吃穿，照旧有老师给他讲《四书五经》。

只是，宫墙外的天地已经不再属于这个王朝。

退位之后的十几年，是溥仪养成怪脾气和皇帝习气的关键阶段。民国表面尊重“清室优待条件”，实际上军阀混战、政局波动，谁也真正顾不上这位“闲散皇帝”的感受。

1924年，北京政变爆发。冯玉祥控制北平，部下鹿钟麟突然奉命进宫，要求溥仪两小时内收拾东西搬出紫禁城。那天，溥仪失魂落魄，将能带走的古玩、字画匆匆装箱，踉跄着跨出那道他以为终身不会离开的宫门。

从这一刻起，他不再是“被供养的皇帝”，而是一个在乱世里四处找靠山的旧王室成员。走错一步，就走到了日本人那边。

一、日本人的“皇帝牌”：从退位到卖国

溥仪离开紫禁城后，日本人很快伸出了“援手”。他们公开表示“愿意收留溥仪”，承诺给生活待遇，许诺给地位，还暗示有朝一日可以“复位”。对于一个从小被灌输“正统皇权”观念、又突然被赶出故宫的前皇帝来说，这个诱惑实在不小。

在天津租界的那些年，溥仪的生活看上去还算体面，实际上已经在日本人的算计中慢慢靠向深渊。他身边的旧臣，有人竭力劝阻，也有人故意推波助澜。日本人则不断地给他画饼：“将来在东北再立一个国，名义上完全属于皇上。”

1931年，日本关东军一手策划“九一八事变”，炮火轰开了东北的大门。事变后几个月，日本人开始以“迎回正统”为名，邀请溥仪“东行”。1932年，伪满洲国成立，溥仪先做“执政”，1934年改称“皇帝”，年号“康德”，从此成了真正意义上的“傀儡皇帝”。

这段经历，在当时的舆论里可以说是骂声一片。昔日的“末代皇帝”一转身成了“卖国贼”，不只是全国人民不能接受，就连爱新觉罗家族内部，也有不少人和他断绝关系。

七叔载涛，就是典型一例。日本人曾想把他拉去伪满出任要职，开出的条件相当优厚。载涛却明确拒绝，表示绝不当卖国之人，还公开与溥仪割席，搬到北京胡同里过极其普通的日子。按照老话说，这是“知所不为”。

从1932年至1945年，伪满洲国存在的十三年，是溥仪一生中最沉重的一段。他在自己的回忆录里，多次提到自己“被操纵”“被监视”，但不得不说，他并非一个完全失去意志的木偶。很多卖国诏书、伪法令，都有他的御笔或钦准。

1945年8月，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伪满洲国政权土崩瓦解。溥仪试图从沈阳机场仓皇逃往日本，行李里还带着珍藏多年的印玺和宝物。结果飞机没等来，却被苏联红军在机场抓了个正着。这个曾经的“皇帝”“国君”“陛下”，被简单登记为一名战犯，押往苏联。

这一次，他不再是哪个军阀的“座上宾”，也不再是某个势力手中的“旗帜”，而是彻头彻尾的战败者。

新中国成立后，根据协议，苏联将一批在押战犯移交中国。1950年起，大批日本战犯和伪满、高级汉奸陆续被送往抚顺战犯管理所。溥仪也在其中，编号981。

从龙椅到囚号，中间隔了不到半个世纪。

二、两道心结与一次“赌注”：宽恕能不能换来觉醒

进了抚顺战犯管理所，溥仪起初整个人是崩溃的。他对自己的定位很绝望：卖国事实摆在那里，伪满时期的大量罪行也有文证物证。他认为自己理应被处决，甚至觉得“末代皇帝无一善终”，自己迟早是“砍头的命”。

心结不止一个。

一是对国家的亏欠。他在法庭上公开承认自己“参加侵略战争、充当日本帝国主义统治工具”的事实，也说过“是被日本人欺骗和挟持”。但是，内心深处清楚，自己当年并不是毫无选择。所谓“被迫”，并不能完全挡住指责。

二是对家族的羞愧。两千年封建传统，皇族讲究“社稷”“江山”的名分。溥仪觉得，清朝虽然腐败，但那是他的祖宗基业。自己不仅没有守住，还帮着外人拆了门，把祖宗的牌位踩在脚下。他多次说“无颜面对列祖列宗”，甚至认为活着比死还难。

抚顺管理所采用的是“外紧内松”的方式。外围有武装警戒，内部看守不带枪，管理相对人性化。对溥仪，还有一条特别指示：不准任何人以好奇心理“参观末代皇帝”。毛泽东明确提出，要贯彻革命人道主义，不许侮辱战犯人格。

这一套做法，在当时其实是一个很大的“政治赌博”。对一个曾经站在敌对阵营最高层的人，如果只是严刑峻法，可能很容易得到一份“报仇雪恨”的心理满足；可一旦选择改造，就要承担一个问题：这个人值不值得信任？他会不会假装悔改？

在溥仪身上，毛泽东和周恩来显然是下了工夫的。既有原则，又给空间。

一面是严格的学习和检讨，一面是对日常生活的照应。溥仪童年被过度保护，连叠被子、系鞋带、打水这些基本生活技能都不会，刚进管理所时常常闹笑话。改造干部没有嘲弄他，而是手把手教，一个简单动作反复练。有人曾问过，为什么对这样的大罪人还这么耐心？负责改造的干部只说了一句：“改造思想，不是毁掉一个人。”

溥仪在狱中开始写《我的前半生》，从紫禁城写到伪满洲国，从天真写到自责。书稿送到北京后，毛泽东很认真地翻过。他后来和溥仪说：“你把自己写得太坏了，这更像一本忏悔录。”

这句话，实际上透露出新中国高层对他的判断：罪行要认，但不必把自己踩得一无是处。把责任全部归给个人，也是对历史进程的误读。

195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周年。根据国家政策，对部分战犯实行特赦。名单里有国民党高级将领，有日本战犯，也有伪满洲国的要员。溥仪名列其中。

消息传到抚顺时，战犯管理所有一阵骚动。很多人都在猜谁有可能被特赦，溥仪自己却几乎没往这方面想。他曾对朋友沈醉说过：“历代亡国之君，多不得善终，南唐后主、崇祯皇帝哪个是好下场？”在这种思维框架里，他很难相信自己会被放出来。

1959年秋，当他拿到特赦证书时，当场失声痛哭。那一刻，他真正意识到两件事：一是这条命确实被国家捡了回来；二是这个新政权并不打算永远把他钉在“仇恨架子”上。

特赦后的溥仪，身份从战犯编号变成了有选举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他被安排在北京工作，做园艺、做编辑，过起普通人的日子。但心里的阴影并没有立刻散去，他始终觉得自己“不是一个正常人”。

周恩来注意到了这一点。

三、周总理的饭局：让“末代皇帝”讲慈禧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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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0年初，周恩来曾到载涛家中，同溥仪、溥杰、韫颖等爱新觉罗家族成员见面。那是他们出狱后第一次以“普通公民”的身份与总理同坐一室，大家难免拘谨。韫颖紧张得不敢说话。周总理笑着对她说：“你在区政协，我在全国政协，我们算是同事。”一句轻松的话，室内的空气马上松快了许多。

这类安排，其实有一个很直接的目的：修复溥仪与家族的关系。前面说过，载涛当年与他断绝往来，新中国成立后，周恩来主动把载涛介绍给毛泽东，安排他担任炮兵司令部马政局顾问，又推举他进入政协。等载涛地位安定下来，毛泽东突然问了一句：“你和你的侄子溥仪还有联系吗？”

载涛脱口而出：“他是战犯，我怎么会和他联系？”

毛泽东听完，只是摆摆手：“你是他叔叔。我听说他在监狱改造得不错，你去代我看看他。”话不长，却分量很重。这不只是一次普通的关心，而是一种态度的传递：国家对溥仪，不是简单的一刀切。

载涛后来到了抚顺，溥仪见到七叔，几乎是扑上去痛哭。载涛提醒他：“不是我原谅你，是毛主席让我来看你。你要好好改造，争取宽大。”

这一来一回，把溥仪原本碎成一地的自尊，勉强拾掇起一部分。他开始相信：自己哪怕再不堪，也还有为数不多的人愿意把他当晚辈看，而不是当怪物。

到了1961年春节前夕，周恩来决定再往前推一步。他在农历腊月二十八邀请爱新觉罗家族到自己家里吃饭。出席的人有溥仪、溥杰、载涛，还有几位姐妹。场合不是大会堂，而是家常院落里的餐桌，氛围刻意压低，很像一个普通家庭的年饭。

周总理开场先把话题拉到日常：“今天请大家来，就是想聊聊各自生活。”这一句，等于是告诉他们——你们已经不是“特殊身份”，而是有各自琐碎生活的普通人。

谈着谈着，自然谈到溥杰的情况。他刚被特赦，真钱投注app官网对妻子十分挂念。妻子是日本人，他担心妻子来中国后不适应社会环境，也担心会被人另眼相看。周恩来听完，只淡淡一句：“回来可以，只要愿意改造，就没问题。”这种表态，不但给了溥杰底气，也给了在座所有人一个明确信号：新中国看人，主要看立场态度，而不是出身与过去。

这时，厨房那边把饺子端了上来。周总理说：“过春节，总要吃饺子。”一边说，一边给客人们夹菜。这种细节，向来最打动人。

吃到一半，大家情绪都有些复杂，有感激，有愧疚，又不知怎么开口。周恩来看出了这种拘束，忽然话锋一转：“今天热闹，不能光吃不说。这样吧，让溥仪给大家讲个故事。”

溥仪愣了一下，赶紧放下筷子：“我哪里会讲故事呀。”

周恩来摆摆手：“你从小在宫里长大，见闻比我们多多了。讲讲慈禧的故事也行。”

一句“慈禧的故事”，不经意间，把话题拉回了那个已经沉到历史深处的旧朝廷。溥仪稍微迟疑了一下，还是顺着这个话头讲了起来。

他讲到宫里老人传说的一个场景：甲午战争期间，前线不断传来北洋水师战败、舰船被毁的急报，而慈禧太后正在筹办自己的六十大寿。有人递上战报，她据说只是说了一句“等本宫大寿过了再说”。究竟原话如何，学界还有争论，但这种说法在宫中流传颇广，至少折射了当时统治集团的麻木与昏聩。

讲完，溥仪自己都皱着眉笑了：“这等于把祖宗的丑事抖出来了。”转头又说，“周总理也给大家讲一个吧。”

周恩来很爽快：“那我讲讲各个民族过节的习俗。”他从藏族马年新年的仪式说起，说到蒙古族那达慕，又说到回族清真寺前的聚礼。说着说着，把话题自然引向“各族之间要互相尊重、互相帮助”，没有教条的口号，却让在座的人听得明白。

这顿饭，表面上是轻松谈笑，实际完成了几件事：溥仪第一次在这样自然的场合，拿“清朝旧事”当普通历史故事讲，而不是当“隐秘的家丑”一味遮掩；爱新觉罗家族在国家总理面前，半公开地承认了那段历史的腐败与失败；同时，他们开始真正接受一个事实——清朝已经是过去式，而他们现在要面对的是一个全新的社会。

这次饭局之后，周恩来向毛泽东做了汇报，说爱新觉罗家族整体状态还好，但溥仪心里“还有疙瘩”。毛泽东听完，作了个决定：亲自请溥仪吃顿饭。

二、毛主席的玩笑与点破：不必再躲着“皇帝”二字

1962年春节，毛泽东专门从繁忙政务中挤出几个小时，在中南海安排了一次小型聚餐。客人除了溥仪，还有四位德高望重的老前辈——章士钊、程潜、仇鳌、王季范。算起来，这几位都经历过清末、民国甚至北洋军阀时期，和“宣统皇帝”的名字并不陌生。

溥仪还没到时，毛泽东先和几位客人玩了个小小的猜谜：“你们猜猜，我今天请了谁？提示一下，他过去可是你们的顶头上司。”

几位老先生你看看我，我看看你，都有点发懵。到了他们这个年纪，谁还能算自己的“上司”？又是谁配得上这个说法？

过了不久，溥仪被工作人员领进来。毛泽东站起来，主动迎上去，握住他的手，对众人说：“怎么，不认得了吗？这位就是爱新觉罗·溥仪，当年的宣统皇帝，不就是咱们的顶头上司吗？”

屋子里先是一愣，随即笑声一片。有调侃，有释然。用这种半玩笑的方式，把“皇帝”这个沉重的称呼轻轻地拎了起来，又轻轻地放下了。

这句话，对别人是幽默，对溥仪却是一个关节。自从出狱后，他最怕别人提起自己的“皇帝”身份。有一次，一个上了年纪的老百姓见到他，竟习惯性地跪下，高喊“皇上万岁”，把他吓得魂不附体，连连制止，坚决不许再这么称呼。

毛泽东这一句“顶头上司”，等于告诉他：这件事可以被提及，可以被调侃，它已经从现实权力变成了历史符号。你不必再躲躲闪闪，好像一提“皇帝”就是罪过。

席间，毛泽东并没有一味谈政治，而是从工作和生活问起，问溥仪现在做什么、住得怎么样、同事相处如何。当听说他还是单身时，毛泽东转身对章士钊说了句半真半假的玩笑：“可以给他介绍一个嘛，皇上哪能没有娘娘。”

这句带着笑意的话，背后也有实际安排的意味。过普通人的生活，婚姻是重要一环。溥仪之前的几次婚姻，要么出于皇族政治，要么被战乱拆散，他一直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家庭。毛泽东认为，只有让他在情感上也扎下根，才能从内到外完成身份的转变。

更关键的是，毛泽东提到了那本《我的前半生》。他对溥仪说：“你的那本书，我看了。只是看不下去，你把自己写得太坏了。这不像传记，倒像一本忏悔录。事情不能这样看，很多不是你一个人的问题，是历史造成的。”

这段话，听上去像是在安慰，其实更像是在做一场历史观教育。溥仪当然有个人罪责，但如果把一切都归为个人“天生恶劣”，反而模糊了帝国主义侵略、封建制度腐烂以及民族危机的整体背景。

溥仪听完，心里那股子“我罪该万死”的极端情绪，明显缓和了不少。他感到一种很特别的温度：不是替他开脱，而是在告诉他——该负责的要负责，该放下的也可以放下。

从这一顿饭开始，他面对群众时的态度慢慢有了变化。有人出于好奇喊他一声“皇上”，他不再惊慌失措，而是笑着摆手：“好，好，大家都好。”这是一种放松，也是一种象征：过去的身份已经被历史锁在橱柜里，现在的他，是拿扫帚、拉三轮、写文章的普通人。

没多久，在有关方面和周恩来的关心下，他与护士李淑贤结婚。这段婚姻与之前那些“格格福晋”完全不同，不牵扯权力，也不牵扯家族，只是两个普通人的结合。日子虽然不富裕，却有温度。溥仪从中第一次真正体会到“家”的含义。

1967年，溥仪患病住进医院，年纪其实不算大，才六十一岁，但长期劳累加上旧疾缠身，身体一天天垮下去。来看他的，有亲属，有旧识，也有当年一起在管理所里改造的战犯朋友。

有人回忆，溥仪在病榻上，对不同的人说了不同的话。对妹妹韫和，他说：“我终于可以作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人离开这个世界，为此很高兴。”对侄子毓喦，他叮嘱：“好好干，为国家出力。”对老战犯杜聿明，他开口要了一支烟，似乎想在生命最后几天，找回一点当普通人的小小享受。

对弟弟溥杰，他压低声音说了一句：“好想再见周总理一面呀。”这不是客套，而是发自内心的依恋。一个曾经被视为国家罪人的末代皇帝，在生命尽头，心里念着的是两个人——毛泽东和周恩来。

1967年10月17日凌晨两点三十分，溥仪去世。两天后火化，骨灰最终由家属选定安置在八宝山人民公墓，而不是清东陵的任何一座皇陵。家族给出的理由很简单：他已经是新中国的公民，不必再回皇陵。

这一步，标志着一个长达两千多年的封建皇帝制度，在象征意义上彻底落下了帷幕。

三、从“末代皇帝”到公民：一段历史的冷静注脚

溥仪的一生，很多人喜欢用“跌宕离奇”来形容：三岁坐龙椅，六岁退位，被军阀赶出紫禁城，被日本人扶上伪皇位，再被苏联俘虏，最后在新中国当园丁、当政协委员。这样的经历，搁在任何一本小说里，恐怕都要被编辑退稿，说“太假”。

但历史就是这样写出来的。真正值得咂摸的，并不是他经历了多少戏剧性场景，而是新中国对待这样一个人物时体现出的那种冷静。

毛泽东在谈到战犯问题时，曾讲过一句话：“绝大多数是可以改造的。”这不是一句随口而出的空话，而是有制度设计和实践支撑的政治判断。抚顺战犯管理所、太原战犯管理所，就是这样一种探索。对罪行事实一清二楚，对个人态度严格要求，但只要真诚悔改，就给出路。

溥仪被特赦，很多人当时很难一时接受。一个曾代表日本侵略机器的“伪皇帝”，怎么能享受选举权，参加工作，甚至成为政协委员？这种心理可以理解。但从国家长远治理的角度看，把这样一个“带有象征意义的敌人”，转化为一个承认错误、公开作证的普通公民，其实是比简单惩罚更高明的选择。

周恩来请他吃饭，表面上像是对一个前皇帝的格外优待，实际上更像是一种“政治疗伤”。对溥仪是疗伤，对社会心态也是疗伤。让大家看到，旧时代的象征被纳入新秩序，不再是一块悬在半空的伤疤。

有意思的是，在最后这些年里，溥仪完全没有试图为清朝“翻案”。他在公开发言中，对清政府的腐败、封闭、愚昧讲得非常直接；对伪满洲国的性质，也表达得非常明确。他的存在，反而成了一个活的反面教材。

从这个意义上说，周总理那句“让溥仪讲个慈禧的故事”，就有了另一层含义：让曾经身处权力中心的人，亲口揭开旧制度的荒唐，让后人有更直观的感受。讲故事的人，不再站在“替祖宗辩白”的位置，而是站在历史审视的位置。

再看毛泽东对《我的前半生》的评价，“不像传记，像忏悔录”，既是对溥仪个人心理状态的判断，也隐含着一层提醒：历史需要冷静记录，而不是一味自责。只有把个人经历放到时代背景里衡量，才能真正弄明白一个王朝如何一步步走到末路，一个人如何一步步被推向深渊，又被拉回岸边。

溥仪最后那句“我能作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人离开世界”，听上去平淡，却很耐人琢磨。从身份上看，他曾经高高在上，自称“寡人”；从结果看，他在生命终点才有“做人”的实感。这种反差，本身就是对封建皇权制度最大的讽刺。

一边是龙椅上的三岁孩童，一边是医院病床上说“为国家出力”的六十一岁老人，中间隔着清亡、民国、抗战、建国，隔着太多动荡和血泪。抛开情绪，这段人生留下的，既是个人命运的波折，也是制度更迭的清醒注脚。

那顿1961年的年饭桌上，溥仪讲慈禧，周恩来讲民族风俗，看上去谁都在讲故事，实则都是在给历史留下证词。这些话留在饭桌上，岁月一久，就变成了耐读的史料。

而那一句半开玩笑的“皇上哪能没有娘娘”，也在无形之中完成了一个转换：从“皇上”到丈夫，从“陛下”到公民。对溥仪个人来说，这是一步步走下神坛；对这一段历史来说，这就是它该有的落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