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面汉代铜镜，不仅是古东说念主梳妆的用具，更是镌刻着信仰、审好意思与生计瞎想的“青铜汗青”。耗时15年编纂、收录近6000面汉镜的著述《汉代铜镜铭文暨图像集成》（上海字画出书社，2025年）近日出书，其规模之宏、体系之严，号称汉镜铭文集成性商量的里程碑。近日，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采访了古翰墨学者、中国好意思术学院鹏宇副教师，请他解读铜镜分类背后的学术挑战，并带咱们走进这些铜镜所照耀的丰富世界。

澎湃新闻：您编的《汉代铜镜铭文暨图像集成》收录了6000面汉代铜镜，您是何如“找”到它们的？

鹏宇：这些贵府的汇集不是一次性的“寻找”，而是多年来跨地区、跨机构的陆续蕴蓄。骨子上，这些年咱们集聚到的汉镜有上万件，但是有不少现时还莫得公征战表，有一些独一纹饰莫得铭文，再去掉一些虽有铭文，但是图片太小或婉曲的之后，就造成了当今的规模。开端主要包括国表里博物馆与商量机构的馆藏、雅致发表的考古发掘回报、蹙迫学术著述与图录以及部分开端清爽、传承有序的旧藏与公开储藏贵府。

“全球寻镜”并不纵脱化，而是一个极其繁琐、极其耗时、需要高度耐性与判断力的历程。常见的情况是：一面铜镜可能只在一本年代久远的图录中出现过一次，况兼图像婉曲、铭文残骸，需要反复比对其他贵府才能阐明其竟然性与包摄。

最令我印象深切的并非某件铜镜的听说来历，而是在商量中箝制被“修正默契”的体验。有些铜镜的铭文用语、书风或纹饰组合，迫使我从头想考某些既有的断代或类型判断，这种“被什物推着走”的嗅觉，正是实证商量最有价值的地点。

以浮雕龙虎纹镜为例，往常学界多认为此类铜镜最早出现于东汉早期，盛行于东汉中期。但是，《金石索》（卷六，83页）所收录的肖氏镜为咱们从头扫视这一问题提供了重要材料。该镜铭文为：“肖氏作镜四夷服，多贺新家东说念主民息，胡虏殄灭天下复，风雨时节五谷熟，官位尊显蒙禄食，长保二亲子孙力，传之后世。”

东汉龙虎纹铜镜

从形制与纹饰来看，此镜为圆形、圆钮、圆钮座，主体纹饰为浮雕龙虎纹，以龙虎交媾象征阴阳和合，正是传统的“龙虎镜”。尤为蹙迫的是，该镜铭中出现的政事语汇与期间意志，如“多贺新家”“胡虏殄灭”“天下复”等，与新莽时候的历史语境高度契合。连合其形制、纹饰与铭文特征，不错阐明此类浮雕龙虎纹镜至迟在新莽时候也曾出现。这一例证迫使咱们在对浮雕龙虎纹镜进行分期与断代时，必须将新莽成分纳入到举座考量之中。

此外，还有铜镜分类框架的问题。今天大众看到书的分类似乎很浅显，仅有200多类，但骨子上为了将已发现的汉镜归纳到这些类型里来，咱们进行了上百次治愈。因为汉代的镜师在锻造铜镜时，固然大部分铜镜是很标准，有沿革的，但时常也有一些镜师别出新意，锻造出一些新品类。汉代的镜师铸镜时或有益，或意外作念出来许多很有特色铜镜，这个效果也许很兴味，但是关至今天的学者而言，用今天的学术讲话将其编入器具书，就成了一个苦差使。这是我编纂历程中，时常“倒霉不胜”的遇到。

比如汉代的吉语许多，有的镜铭以“君宜高官”为主，咱们归入“君宜高官”一节，有的镜铭以“长宜子孙”为主，咱们归入“长宜子孙”一节，但是有的镜铭既有“君宜高官”又有“长宜子孙”，况兼独一这八个字，很难判断以谁为主。遇到这种情况，咱们只可领受互见的办法，分置两节，并在备注中加以施展。

汉“君宜高官”铜镜

自然，当今的编排样式也随机就很齐全，以后也许跟着新出土的汉镜越来越多，还会多出来许多类别。不外，这也恰正是学术商量的一个特质，商量才气自身即是一个箝制需要创新的历程，很难一蹴而就，需要久久为功。

澎湃新闻：您的书作念到了“一铭一图”，将铭文和它所在的铜镜图像细密连合。为什么学者们如斯强调在商量、考释铜镜铭文时，必须列出相应的铜镜图像？

《汉代铜镜铭文暨图像集成》正文

鹏宇：许多前辈学者强调铜镜著录的“一铭一图”是一种商量态度的转头。因为铜镜铭文从来都不是孤独存在的翰墨，它依附于具体器物，其形制、纹饰、布局、空间关系都会径直影响铭文的书写样式、阅读划定乃至语义理会。淌若脱离器物图像，仅凭释文来商量镜铭，极容易产生误读。

将铭文与其所在铜镜的图像细密对应，有三层意旨：

第一，保证释文的可靠性；第二，揭示翰墨与图像的互动关系；一方面，有不少铭文是对图像的刻画，另一方面，据之不错看出翰墨与图像在统一面铜镜中的主次关系，先后划定。第三，使商量从“纸上翰墨”回到“立体器物”。铜镜的铭文、纹饰并不孤独存在，它们与器形、尺寸、纹样、工艺技能密切关联。脱离了翰墨的呈现样式，铜镜的形制、纹饰和组合样式，很可能会错过蹙迫信息。对学者来说，独一真确不雅察铜镜什物，才能理会翰墨、纹饰、形制与文化意涵的举座关系，才能准确把抓汉镜期间作风与工匠个东说念主作风的相反。

比如，博局纹镜从西汉早期就启动出现，一直流行到东汉时候，号称汉代铜镜中信息承载最为荟萃的类型之一。其基本形制为圆形、圆钮、凹面方格与“T”“L”形纹饰组合，米兰在镜背上造成“天圆地点”的视觉结构。其中，博局纹常与四神图像（青龙、白虎、朱雀、玄武）及十二地支铭文共同出现，组成一个高度程式化的图像系统。这种纹饰组合明确指向汉代流行的天下不雅与主义不雅念，反应出铜镜手脚日用器与礼俗器的双重属性。在断代上，博局纹镜的纹饰内容与密度、“T”形线条的处分手法、十二地支铭与四神图像的组合样式（看是否存在主义错置），亦可手脚分离西汉早期与西汉晚期、西汉晚期与新莽、东汉早期的蹙迫陈迹。

汉代博局纹镜

澎湃新闻：被誉为“汉代第五大书道宝库”的铜镜铭文却鲜有东说念主商量其书道艺术，在您看来，铜镜书道艺术与同期期的碑铭或竹简墨书有什么区别？

鹏宇：铜镜铭文常被誉为“汉代第五大书道宝库”，但始终未被系统商榷，其原因正值在于它的罕见性。

铜镜铭文

与同期期的碑铭或竹简墨书比较，汉镜书道在生成机制、空间逻辑与艺术功能上都呈现出权臣相反。碑铭以刻刀为序言，追求模范森严、结构舒服；简帛墨书以羊毫书写，强调书写历程中的笔意流动与行气变化。而汉代的铜镜铭文多是经由泥范遐想、反写锻造而成，其书道阵势在成像之前已历经反复构想与举座缠绵。这种罕见的制作样式，使汉镜书道自然具有高度的荫庇性、不雅念性与程式化特征，呈现出不同于碑与简的零丁书道体系。

从空间结构看，铜镜铭文所依托的并非线性平面，而是以镜钮为中心、向四方八位张开的圆形天下空间。翰墨必须稳妥镜面的环形布局而行走，与纹饰、钮座、角落共同组成举座步骤。在有限的数寸之地，翰墨经常出现弧化、变形、省笔、并笔等好意思瞻念，其阵势需就业于举座图像与空间节拍。正如有些前辈学者所言，铜镜“虽广止数寸，而纳天地于其间，四方八位，万象杂陈”，这种以圆形结构承载天下不雅的空间逻辑，是碑铭与简帛所不具备的。

在书道作风层面，汉镜铭文展现出远超同期期其他载体的各样性。篆、隶并行，正、俗互见，统一字形在不同铜镜乃至统一镜面不同位置上呈现出多种变化，结构或方或圆，线条或劲或柔，作风跨度极大。多数因空间甘休而产生的简省、合体与并笔好意思瞻念，为商量汉字在重要演化阶段的讹变与通假提供了极为蹙迫的实证材料。

正因如斯，连年来，铜镜铭文才逐步被东说念主民爱戴，成为继碑刻、简帛、砖瓦之后极具后劲的“汉代第五大书道宝库”。它在数寸之间高度浓缩了汉代社会的天下不雅、宗教信仰与审好意思精神，其书道艺术也不再仅仅翰墨阵势的展示，而是镶嵌器物、融入图像、就业举座步骤的“器物书道”。这一特质，使汉镜书道在汉代艺术体系中占据不可替代的独有位置。

此外，汉镜既是艺术品，亦然商品，更是那时社会中极为常见的生计用品。因此，镜铭书道并非局限于精英阶级的阅读与不雅赏，而是在物换星移的使用历程中，对东说念主们的视觉训戒、信仰不雅念与工艺审好意思陆续产生影响。这种通过器物投入平素生计、并始终塑造大众审好意思与不雅念结构的书道传播样式，也与简牍墨书等有所不同。

澎湃新闻：西安市未央区曾出土一件“仓颉作书”铭神东说念主神兽镜，这种三段式铜镜推崇的是什么？其推崇样式和汉代画像石、帛画是不是类似的？而“三王作容”的“三王”是否指的是图中的仓颉、燧东说念主氏和神农？他们组合在沿途有何意味？

“仓颉作书”铭汉代神东说念主神兽镜

鹏宇：“三段式”神东说念主神兽镜是一类极具想想深度的汉镜。其所谓“三段式”，正规投注平台并非浅显的故事分段或图像拼接，而是一种带有利害天下论意味的视觉结构安排。频繁可理会为按由内而外、或由上而下的层级张开，主体为天界神灵瑞兽，外缘辅山川云气，共同组成一个步骤井然、彼此理会的天下举座。这种通过分区、层级来组织图像的样式，目的并不在于叙述某一具体情节，而是在器物有限的空间内，呈现天地运行、东说念主神贯串、漂青年景的总体图景。

在推崇不雅念上，这类铜镜与汉代画像石、帛画是类似的。无论是画像石中常见的坎坷分层布局，如故帛画中“天上—东说念主间—地下”的空间结构，其中枢都在于通过图像步骤来抒发天下结构与价值体系。不同的是，铜镜以圆形为基本形制，构图需稳妥圆周张开，因此更强调环绕、对称与轮回，使天下不雅念以一种高度凝练、象征化的样式呈现出来。这种构图样式既具有宗教与想想内涵，也体现了汉代工匠对空间组织与视觉节拍的高度掌控。

铭文中“三王作容”的“三王”具体所指，现时学界尚难以作出细则的施展注解。不同历史阶段、不同语境下，“三王”可能承载着不同的理会与指代。不外，连合这类铜镜图文互证的特质，将其理会为仓颉、燧东说念主氏、神农氏，具有一定的合感性。仓颉象征翰墨的创造，燧东说念主氏象征用火与本事的发祥，神农氏则代表农业与医药，这三者分别指向东说念主类漂后最中枢的三大基石。将他们并置于统一器物之上，并通过三段式构图加以统合，其意旨并不在于塑造具体神像，而是在视觉层面完成对漂后发祥的系统性抒发。这种组合既反应了汉代社会对自身所处世界的举座性默契，也体现了汉东说念主试图借助具体器物，将抽象的漂后不雅念、历史牵挂与天下步骤加以整合，并凝合为可不雅、可感的实体阵势的一种文化自愿。

澎湃新闻：汉代有一类“投博铭铜镜”，其是否可纳入六博镜的范围？铭文“大王心想，好意思东说念主在旁，置酒高堂，投博至眀（明）”是什么兴味？上述镜铭在谈及博戏时，无一不与酒商量起来，但从现时所见铜镜中的博戏纹饰来看，既有在博戏时局绘有酒樽者，亦有不绘酒樽者，这作何解？

铜镜上的博戏时局

鹏宇：从铭文角度，这类铜镜可视为博戏镜的一种，反应了贵族对六博游戏的默契与描写。但是否属于严格意旨上的六博镜，还需连合纹饰判断，重要在于是否出现博具图案（算筹、骰具等）以及投簙画面等。您提到的铭文“大王心想”，是“心想大王”的倒装句，寓意着忠君与节制的文娱理念，与背面三句共同描写了高堂宴饮、好意思女环绕的文娱现象，体现了汉代贵族追求的“乐而不荒、娱而有度”的生计雅趣。

从铭文来看，饮酒是博戏的蹙迫内容之一，但纹饰中酒的呈现情况不尽调换：有些博戏时局绘有酒樽以衬托宴乐氛围；有些则因画面空间甘休或艺术简化仅保留博局盘、算筹等博具细节。这标明铭文与纹饰在推崇上各有侧重：铭文强调生计情性与瞎想化的宴乐氛围，纹饰则隆起博戏历程的具体呈现。不外，酒手脚象征绚丽，即便简化或不详，也不影响汉东说念主对场景意旨的理会，这种处分样式正值体现了汉代镜师在图像推崇上的生动多变与艺术贤慧。

澎湃新闻：陕西历史博物馆藏有一面唐代金银平脱天马鸾凤纹镜。咱们知说念太宗有知名的昭陵六骏，回溯至汉代，霍去病墓前有马踏匈奴石刻，汉代铜镜纹饰上有无天马？它的内涵怎么？

鹏宇：浙江绍兴曾出土过的一面四乳仙东说念主画像镜（梁上椿旧藏，收入《岩窟藏镜》二下等30图），其纹饰中有一组东说念主马图像，骑士身后有“天马”榜题。此外，其他汉镜中也出现的“仙马”“王乔马”“赤诵马”等，疑与天马属于统一范围。

金银平脱天马鸾凤纹镜（图源：《唐代金银平脱工艺浅析》）

东汉方格四兽镜，“天马”与“杜师”局部描图

天马在汉代铜镜纹饰中具有多重内涵，其中枢是手脚瑶池瑞兽，与求仙不老的不雅念细密相连。具体可归纳为以下几点：

象征瑶池与升仙：在铜镜纹饰中，天马常与仙东说念主、瑞兽（如龙、虎、辟邪）并排出现，举例在仙东说念主画像镜中，天马被视为仙东说念主坐骑，凌空疾驰，代表汉代东说念主设想的瑶池瑞兽。

关联西王母信仰：在东汉中晚期的西王母画像镜中，天马常拉着仙车，成为西王母瑶池的一部分。举例，武氏祠石刻和绍兴驺氏作镜中，天马被赋予接引升仙的职能，以马拉车象征死者升仙的交通器具，匡助凡东说念主越过东说念主间与瑶池的鸿沟。

多元文化指涉：在汉代文化中，天马还有星象（如天马星）和实践政事（如汉武帝求汗血良马）等多元涵义。

是以，汉代铜镜上的天马不仅是荫庇元素，更是汉代求仙想想与身后升仙信仰的视觉化抒发，承载着东说念主们高出死活、抵达瑶池的渴慕。

澎湃新闻：2020年您参与转换了孔祥星先生的《中国铜镜图典》；2022年，您出书了《汉镜铭文汇释》，辑录了二百四十个镜铭类属，收录了四千一百七十七个编号的铭文。本年，您又出书了二十册的《汉代铜镜铭文暨图像集成》，收录汉代有铭铜镜近6000件，以上著述在编撰体例上有莫得类似之处？

鹏宇：我以为这三部著述在编撰体例上是有类似之处的，它们在体例遐想上是一以贯之、逐层鼓励的关系。

2020年我有幸参与了孔祥星、刘一曼两位先生《中国铜镜图典》的转换职责，在两位先生的指令下，我深切地领略到：铜镜商量淌若长途圭臬化的分类体系，学术商榷就很难陆续深化。《图典》以图像为中枢对铜镜进行体系性商量，这为我自后的商量提供了蹙迫启发。

鹏宇著：《汉镜铭文汇释》，云南东说念主民出书社，2022年

2022年出书的《汉镜铭文汇释》，是一次以“铭文”为中心的商量，目的是把汉镜铭文的讲话系统与类型结构厘清。我将集聚到的四千余条汉镜铭文分红二百多个铭文类属，骨子上是鉴戒了《图典》的才气，尝试诞生镜铭类型学。

鹏宇编辑：《汉代铜镜铭文暨图像集成》（全20册），上海字画出书社，2025年

而《汉代铜镜铭文暨图像集成》则是在前两项职责的基础上，进一步完毕了铭文、图像与器物的全面整合，是前述商量才气与学术旅途的概括呈现和系统完成。

三者在编撰体例上都对持分类先行，以类型学为基础；都强调贵府完整、开端清爽、信息可核；况兼齐以“可陆续商量”为目的，不错陆续就业于整个这个词学科商量体系。

澎湃新闻：中国的铜镜商量学术体系有什么特质？与日本等国度的铜镜商量有无区别？

鹏宇：孔祥星先生曾创举“镜鉴学”这一见地，其中枢是不要把铜镜手脚单一器物加以商量，而是将铜镜视为一个概括承载翰墨、图像、工艺、不雅念与轨制的文化举座。从才气论上看，镜鉴学是一门典型的交叉学科，和会了考古学、历史学、翰墨学、艺术史乃至文体商量的多重旅途。

“镜鉴学”的学术渊源不错上溯至宋代金石学，如苏轼《与李方叔四首》：“近获一铜镜，如漆色，光明冷彻，背有铭云：‘汉有善铜出白阳，取为镜，清如明，左龙右虎哺之。’字体杂篆隶，真汉时字也。白阳不知所在，岂南阳白水阳乎？‘如’字应作‘而’字使耳，左月右日，齐未甚晓，更闲，为考之。”其中“白阳”应为“丹阳”之讹。但真确意旨上的现代镜鉴学，是在20世纪考古学兴起之后迟缓造成的。投入21世纪，跟着考古出土贵府的飞速增长，以及商量对象从“佳构抚玩”向“举座材料”的转念，镜鉴学启动呈现出愈加清爽的学科自愿。

在我看来，现代中国的镜鉴学至少具有几点露馅特征。

一是以考古类型学为基础的才气意志。铜镜商量不再停留于孤独器物的刻画，而是强调在明确年代框架下，对形制、纹饰、铭文内容过头组合样式进行系统分类和比较商量。这种类型学才气，使咱们约略不雅察铜镜在不同期段的演变逻辑，诞生起相对可靠的发展序列。

二是对铭文文体性的高度青睐。与日本等国度的商量旅途不同，中国镜鉴学尤其青睐铭文手脚一种罕见文体文本的价值。汉镜铭文讲话凝练，句式各样，从三言、四言到五言、七言应有尽有，且兼具祝祷性、叙述性，是理会汉代想想不雅念、信仰结构与审好意思兴味的蹙迫窗口。因此，镜鉴学并非仅仅“释字”，更是在解读一种以器物为载体的文体抒发。连年来，不少大家新忽视金石骈文体的见地，汉镜在这方面具有很强的贵府上风。

三是翰墨、图像与文化不雅念的举座商量取向。镜鉴学强调铭文不可脱离其所在铜镜的图像、构图与使用语境来理会。独一将翰墨、纹饰与器物形制置于统一不雅察框架之中，咱们才能真确理会汉代东说念主如安在有限的器物空间中，构建他们的天下设想、伦理步骤与漂后不雅念。

四是强调铜镜在中国漂后体系中的畅达性。与日本等国度的铜镜商量比较，中国的镜鉴学更关心铜镜在自身漂后体系中的畅达性与内在逻辑，不仅回话“这是什么类型的镜”，更试图追问“汉代东说念主为什么要这么书写、这么荫庇、这么抒发”。

因此，咱们编纂《集成》并不是为了编一部浅显的贵府汇编，而是但愿在考古类型学的基础之上，展现汉镜手脚器物、翰墨与艺术举座的多维价值。